对中小企业进一步减税，并缓缴、减缴社保费用。
但数据分析表明，近年来消费领域的绿色转型要慢于生产领域，已成为绿色发展的短板。推动绿色旅游，制定发布绿色旅游消费公约和消费指南，鼓励旅游饭店、景区等推出绿色旅游消费奖励措施，推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旅游相关标准。
建立面向社会公众的绿色消费激励和惩戒制度，加强绿色消费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绿色饮食，开展从仓储-运输-零售-餐桌全链条的反食物浪费行动，全面推行绿色餐饮外卖。借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消费目标和德国、瑞典等国的经验，建立完善我国的绿色消费指标体系,并成为十四五规划发展指标体系的重要内容。一、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促进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的的目标要求，具体可表述为：全社会绿色消费意识大幅提升，绿色消费产品供给大幅增加，绿色低碳节约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初步形成，激励约束并举的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为改善生态环境、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内生动能。建立绿色消费信息平台，发布绿色产品和服务信息，提高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的透明度。
二、将衣食住行用游作为十四五推动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引导绿色消费成为社会时尚，将绿色消费理念融入各类教育培训和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所以，在科技创新路径方面，我们总是要强调科学创新在资源再循环和低排放等方面的技术作用，因为是环境方面出现的问题，这使得与生态环境有关的自然科学学科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对气候变化、水源的供应和设施，自然科学可以发挥其传统作用，提供巩固环境政策的创新性技术。
此外，生态学对科技发展及其创新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这种环境评估对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即使是世界上现有的最好技术也无法保证不超过生态承载能力，即不消耗自然资本，因而不毁灭地球支持未来生活和福利的能力。随着科学与技术不断渗透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层面，现代社会在整体上（包括社会生产、社会与文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也意味着一系列难以预知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2]应对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生态问题挑战，已经构成新时代人们面临的一项基本历史使命，而这一时期科技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发展关系至关重要。结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创新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意义重大，我们对科学技术以及生态问题的讨论还需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人类文化的层面来进行思考。
在此基础上，科技的生态创新（Eco-innovation）成为重中之重，尤其是在环境问题上，生态创新策略需要通过克服市场壁垒而加速环境技术的发展，进而需要更有开创性、国际协作和整体性的革新来面对气候等自然生态问题的冲击。科学与技术既是社会生产与文化的变革者与推动者，同时也是先进、进步生活文明发展的承载者，科技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最终还要上升到科技文化层面。
生态科技正是这一张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构成科技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可持续性则导引着科技创新的整体方向，这也成为当代科技发展战略乃至整个科技文化建构的时代性议题。[16]这决定了绿色化对科技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双重重要意义，科技的生态化才能真正贯通科技创新发展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而生态化指引的科技创新才能有效推动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实现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24]我们的科技创新不仅需要需求驱动的创新，也需要以好奇心为代表的纯粹人文方面的创新，而且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从根本上沟通环境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的中介桥梁，特别是随着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问题日渐成为时代性议题，科学技术的文化建设越来越构成这一时代问题的关键研究维度。科技革命与创新对传统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态环境的冲击非常直观可见，但又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或无视，当代社会完整的发展目标，包括经济的增长、教育的提高、性别平等以及疾病与饥饿的减少，如果在没有改变当前环境退化问题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
在物理学和化学上发现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第三条腿被丢掉而成有缺陷的了，这丢掉的第三条腿就是环境中的生物学。毕竟科学与技术不能解决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但同时也不可否认，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仍需新技术的发展作为重要基础，环境问题的确和我们的科技水平本身的有限性相关，这一有限性可能导致生产污染和资源消耗的问题。[11]大数据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跨学科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可靠基础，这些跨学科新技术也为生态可持续发展开拓了更开阔的空间，为社会发展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与文化效益的统一。更进一步说，事实上要实现科技创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平衡科学技术应用存在的双重社会效应，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也表现在对生态的正负影响上，既有助于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解决，也可能成为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制造者。
事实上，科学作为一种风险的制造者，可能并不是能够通过‘合理性实践就能简单避免的，[17]经济与生态效益共同构成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基本标准，它制约和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未来面貌，这样，新科技创新的主要技术标准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标准统一起来，这体现为科技发展和创新成果的低污染、高效能与可持续性。反言之，可持续的生态化标准成为新时期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它为科技创新的标准、内容与方法论提供了关键导向。
[7]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可能性与基本实现途径。[6]科技的持久发展才能够为社会生产提供足够的能源材料和物质基础和条件，而只有创新才能为这种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与思想上的有力支撑，这才使得创新需要包括长期的可持续维度成为现实。
[25]科技自身就具有创新的本性，其实质内涵中生态价值的开发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提供了前提保障，创新驱动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坚实基础，科技的创新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为新时期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物质与文化框架。须知，单靠新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不能真正解决掉所有的社会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发展和创新应该是和科技本身的发展同步的，创新驱动连接起社会与科学技术的社会整体发展。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科技创新发展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一致性的难度，毕竟技术创新带来的问题尚需时日才能得到确认和关注，而新的技术创新评价表现得又相对滞后。[26]沈元军：《生态与科技相契的困境与破解的逻辑探究》，《黑河学刊》，2019年第5期，第4页。事实上，许多政策都是建立在科学研究提供的证据基础上，自然科学为环境对人以及对国家间发展的环境价值提供了可测量和表述的方法，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生态科学使得我们可以计算与之相关活动的环境效益与投入，大量生态学相关的研究帮助我们作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因此，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有机融合还需要在技术层面之外通过人们之间的文化价值来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在此意义上也成为现代文化问题。
在这里，科学技术在生态可持续发展中起到的特殊作用非常关键，科学不但是问题的解决者，同时也是结构性和推测性原因的风险制造者。[19]在这种可持续的生态文明观念指导下，科技创新负担起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任，生态化价值随着新科学技术融入社会结构之中，创新构成科学技术与社会融合的推动力，科学技术在社会结构，特别是生产和消费等结构层面支撑作用中的生态意义更加重要，这样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就表现为如何处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此，科技创新核心地位的真正实现需要生活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统一，人文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我们从根本上反思近代科技背后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现代性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内核在科技创新的助力下，一方面能解放社会生产力，丰富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3]这种全球化环境问题的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它不仅需要先进技术的硬件支持，同样亟需相应科学软环境的紧密配合和服务跟进。[12]这些理论与技术创新会为环境问题直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对于生态学的减量化（Reduce）、再循环（Recycle）和再利用（Reuse）的3R原则意义重大
什么是最终需求？就是消费需求。中央提出了7类新基建，其实现在学者对新基建有疑问。这和2019年以及1月20日之前相比，湖北的活跃商户减少了接近60%，交易量减少了70%。这说明财政枯竭、贫富两极分化一定带来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
后者是在发行后加杠杆，投资股票等资产，而且非常严重，基本50%ETF杠杆达到本金4倍，所以一旦出问题大家都疯狂抛售，因为害怕资金链要断裂。很多航空公司面临倒闭，人员流动也出现很大问题。
因为家电是标准化产品，可以由少数几家企业生产并卖到全世界。这是油价中长期不太可能大幅上升的重要背景。
③ 规模扩张型的工业化时代已经提前结束 从数据上来看共有四个时间节点，2006年、2010年、2012年、2013年。同时政策一定要跟转型协同，不能与转型目标背道而驰。
另外，长距离的产业链对环境、气侯的变化都会产生不利的持续影响。对GDP的影响，安信证券魏志超他们3月2日有一个研究，将其对GDP的影响分为三种情况：乐观、中性、悲观。① 贫富的极度分化导致萧条 为什么全球经济很大概率会陷入慢性萧条？根源就是贫富的极度分化，导致最终需求萎缩。由市场需求引导，提高供给的适应能力。
给联邦政府带来三大压力： 第一，企业去全球各地，要求政府提供安全服务。所以，如何过坑是一个非常的严峻挑战，希望通过新基建、老基建把坑填起来，让卡车平稳下坡。
根据英国帝国理工大学3月中旬提交英国政府和白宫的报告：假如不干预，峰值会早至5月下旬。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分析。
桥水基金CEO达利欧3月25日在报告里列出了未来10年主要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其中部分国家负增长，大部分在1%~2%。刘鹤提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就是要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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